精密测量院拥有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一个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一个国家台站网等4个国家级平台，各类省部级重点平台基地20余个。 现有职工600余人，其中院士4人、杰青13人，各类国家、科学院、省部级人才占比60%以上。2017年至今，在精密测量领域承担了数十项重大重点项目，其中，国家战略先导专项（2.5亿元）1项、重点研发计划12项、各类重大仪器研制专项10余项。精密探测技术和仪器已成为精密测量院满足国家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势领域方向。 精密...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精密测量院）是由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始建于1958年）、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始建于1957年）融合组建而成，是湖北省首个中国科学院创新研究院。 回望来时路，峥嵘六十载。在方俊、王天眷、张承修、李钧、李国平、丁夏畦、许厚泽、叶朝辉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下，精密测量院历经几代科技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和开拓创新，解决了一系列事关国家全局的重大科...
精密测量院立足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面向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开展原子频标与精密测量物理、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综合定位导航授时、脑科学与重大疾病以及多学科交叉的数学计算等研究，促进以原子频标、原子干涉、核磁共振、重力测量、地震探测等精密测量技术为核心的学科发展，形成精密原子、精密分子、精密地球三...
文 ｜ 荆淮侨
在核磁共振这个“热”“冷”不均的领域，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精密测量院）研究员刘买利默默坚守，开拓潜行，找到自己的“研究舒适区”，并做出了系统性的创新成果。 2021年11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走一条“前途未卜”的路
1993年，身为西北大学副教授的刘买利生活工作已经安稳，是继续沿着可见的方向安逸前行，还是迎接挑战再出发？ 就像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所描述的那样，“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择人迹更少的那一条，从此，它造就了所有的不同”。 刘买利是刚刚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毕业后顺利留校工作，在西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工作11年后，被评上副教授。 在一般人看来，他已经走上了一条让人羡慕的成功之路，完全没必要冒着风险，走上另一条“前途未卜”的路。 但刘买利看得更远。要有新的作为，就要突破现有观察角度的局限性，具有前瞻性，并以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和知识逻辑，透过现象深入本质。 “前面的工作经历也是必要的，正因为有那些经历，才更了解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而且，能不断接触到新事物很重要。”他说，“只有看得多了，尝试过了，才能找到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打开事业的成长空间。 走出舒适区，重新充电，刘买利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远赴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去寻找自我提升的空间。 赴英读博，随后在英国一家医药公司所属的研究所从事磁共振研究。这为刘买利以后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大学毕业时，他所在专业的同学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药检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药检所的仪器最好。 同样，英国这家专门从事以磁共振手段进行新药测试、针对新药及前期研发做基础研究和测试工作的研究所，无论研究方向还是科研条件，对刘买利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他融入其中的过程，内心的感触超乎想象——3000名工作人员的研发部门，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0%。 这种水平的投入，即使在当下也不容小觑。而这种体量的研发机构在当地只是中等偏上水平。 除了设备、投入上的差异，对于一个研究“方法学”的人，刘买利对国外“做学问的另一套方式”更有感触。 “在这里，导师主要负责‘画个圈’提出问题，其他更多的是需要学生发挥主动性，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刘买利的博士生导师伦敦大学教授J.K.Nicholson和J.C. Lindon的理论基础十分扎实。 一次，刘买利有了一个新发现，兴奋地告诉了Lindon。 结果第二天导师拿来一本期刊告诉他，这项成果别人刚刚发表了。 “没有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你能想到的问题别人也可能想到了。”Lindon这样告诉刘买利。 这次经历让刘买利记忆深刻，也让他更加重视工作的创新性和工作效率。 他知道，“虽没能发出原创性成果，至少能自主发现问题”，仍是有所收获。 在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后，刘买利渐入佳境，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读博期间，他先后发表了6篇高质量的论文，仅用三年时间，就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在考虑以后去哪里时，刘买利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武汉的信。
“总要有人来做，把该补的课补上” 那个年代，学成是否归国，有着许多选择。 当时，刘买利主动联系了国内几家科研院所。不久，他收到了核磁共振波谱学专家、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物数所）所长叶朝辉的回信。 信的内容很简单：你的文章我早已关注了，非常欢迎你来我们研究所工作。 “能被国内的顶尖专家关注，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这对于当时在国外搞研究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更多了一层亲切感。”时隔多年，刘买利对这封信仍记忆犹新。 与许多研究领域的泾渭分明不同，磁共振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交叉学科。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磁共振领域共产生过5次诺贝尔奖。 前两次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随后两次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最近的一次，则摘下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国际范围内，磁共振的研究历程可谓悠久。 作为一项既基础又应用广泛的学科，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仍处在艰难跟跑的状态。 在国外的几年中，刘买利深刻感受到这种差距。 “总要有人来做，把该补的课补上。”谈及回国发展的原因，刘买利给出的答案很简单。 当年出国学习就已是副教授，回国后的刘买利为什么能坦然以“博士后”的身份开始工作呢？他认为，决定回国，最快、最简单的方式是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但也意味着舍弃一些待遇。 刘买利在回国前还提出了一个要求，不是个人的什么待遇、福利等要求，而是要满足研究条件。 磁共振的研究非常依赖高端的科学仪器。出国前，刘买利曾到物数所接受核磁共振培训。 在这里，核磁共振学科有着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条件和基础均处于国内领先。 “叶先生很早就看到了核磁共振学科的交叉发展趋势，在中科院的体系中，也较早做了布局。我们只要能出一份力，肯定是责无旁贷。”他说。 “在最适合成长的地方，有热爱和兴趣作驱力，把事情做好比什么都重要。”在英国完成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第三天，刘买利就动身回国，以博士后的身份进入物数所工作，成为物数所里为数不多的有化学背景的研究人员。 “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而是做自己内心笃定的、喜欢的事。要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清楚自己的位置、方向、可能性。”刘买利回国时，正是磁共振研究由物理向化学延伸的阶段。 面向前沿的研究，不仅要有超人的智力，更需要有足够的定力，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在合作导师叶朝辉的指导下，刘买利全身心投入到课题中，围绕生物核磁共振分析的基础性问题，展开研究。 “相比其他分析检测方法，磁共振在方法学上具有更多的操控空间。”刘买利介绍，“但新的检测方法需要以扎实的理论功底为基础，经过大量运算和实验才能建立。” 经过几年潜心研究，刘买利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提出了“分离谱峰，不分离样品”的新策略，赋予了磁共振分离的新功能，为解决生物磁共振的基础性问题建立了普适性的“经典方法”，其中一些方法被各大主流谱仪厂商认可，并作为内置标准方法。 在这条你追我赶的国际赛道上，中国研究人员占据了领先的位置。
“既会劳动，又能忍受收获前的考验”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磁共振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应用进入了爆发期。但与许多学科相比，磁共振仍是一个“显示度不高”的专业。作为基础性研究，难以被“高引”或是得“大奖”，需要沉下心来“坐冷板凳”。 如何看待“坐冷板凳”，刘买利深有体会。作为1978级的大学生，他身上有着许多那个时代的印记：比如，少时的物质困乏，让他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比如，上大学前，刘买利曾有过一段跟着几个中学老师一起在乡下农场劳动的经历。 劳动之余，他抓紧时间学习数理化，不懂就向几位老师请教，结果顺利考上大学。 面对“坐冷板凳”，刘买利选择主动作为，并且庆幸于在成长中得到过许多老师的帮助。自己成为导师后，刘买利也希望成为一个燃灯者、一个好的引路人。 “身处不同的时代，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也各有不同。但科研这条路，无论什么时代，找到‘真心喜欢的领域’才能走下去。”他常对学生讲，“热闹只是一时，只有乐在其中，才能走得长远。”对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而言，乐在其中，是把冷板凳坐热的重要前提。作为一名导师，刘买利也会通过一些“仪式感”激励学生，从中找到乐趣与信心。 平日里，学生眼中的刘买利是“不看讲稿，就能在黑板上写满推演过程的最强大脑”，也是“拿个馒头蘸着酱，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的隔壁大叔”。 在英国读博时，研究所每天都会有茶歇时间，让大家放下手里的工作，喝杯咖啡相互交流。这样的习惯，刘买利一直延续到国内，在科研之余，让大家有个放松时刻，不要“绷太紧”。 而每当学生做出了成果，刘买利还会包饺子、开好酒，为他们庆祝。 面对学术，刘买利更是严谨的。刘买利的博士生之一、精密测量院研究员周欣对读博期间的一个细节印象深刻：“当时，刘老师拿出他在英国读博时的笔记让我们参考，几本厚厚的手写笔记，每一页都工工整整，许多公式的推演也非常细致。” 其时，生物医学领域的磁共振研究是大势所趋。 当时已担任物数所所长的刘买利，也像当年自己的导师一样，敏锐把握着学科的前沿走向，并由化学转向生物医学布局。 另一方面，由于磁共振研究依赖仪器，如何实现自主化，是国内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刘买利的指导下，周欣围绕相关领域展开了研究。 由于进口仪器价格昂贵，维修起来费时费力，在刘买利的支持下，周欣在读博期间，得以“独占”一台小功率谱仪，在上面“拆了修，修了拆”。 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周欣笑称自己大部分时间在修仪器。这一独特的经历，作为一个章节写进了周欣的博士论文，也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0年，在坚持了十年“冷板凳”后，周欣带领团队研制出了世界首台（套）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装备，为肺病患者早期诊断和治疗作出重要贡献，并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作用。 “冷板凳的现实不能改变，至少要让坚持的人有信心。”刘买利说，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解决研究条件问题，帮学生找到舒适的研究状态，才能人尽其才地做好研究。 在刘买利的努力下，一些青年科研人员归国加入物数所，形成了现在蓬勃发展的人才队伍。 从物理到化学，再到生命科学，中国的磁共振研究，在武汉的这家研究所里，不断产生着原创性突破和全球影响。 刘买利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2008年，他获得了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颁发的朱李月华奖教金。 如今，已经成为博导的周欣也常常对学生说，要将个人兴趣和重大科学问题及国家需求相结合，找到自己的舒适区。就像当年刘买利对他讲的那样。 “既会劳动，又能忍受收获前的考验。”1982年，当刘买利在本科毕业的纪念册上写下这句话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他日后工作最真实的写照。
《中国科学报》 (2022-08-04 第4版 人物 原标题为《核磁幽微知冷热 沧海潮头自擎旗》)
编辑 | 赵路
排版 | 郭刚
媒体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CsaatGG72pTQKKOnQuqc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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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报】刘买利院士：在冷热不均的领域找到自己的“研究舒适区”
文 ｜ 荆淮侨
在核磁共振这个“热”“冷”不均的领域，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精密测量院）研究员刘买利默默坚守，开拓潜行，找到自己的“研究舒适区”，并做出了系统性的创新成果。 2021年11月，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走一条“前途未卜”的路
1993年，身为西北大学副教授的刘买利生活工作已经安稳，是继续沿着可见的方向安逸前行，还是迎接挑战再出发？ 就像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所描述的那样，“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择人迹更少的那一条，从此，它造就了所有的不同”。 刘买利是刚刚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毕业后顺利留校工作，在西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工作11年后，被评上副教授。 在一般人看来，他已经走上了一条让人羡慕的成功之路，完全没必要冒着风险，走上另一条“前途未卜”的路。 但刘买利看得更远。要有新的作为，就要突破现有观察角度的局限性，具有前瞻性，并以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和知识逻辑，透过现象深入本质。 “前面的工作经历也是必要的，正因为有那些经历，才更了解自己想做什么、能做什么。而且，能不断接触到新事物很重要。”他说，“只有看得多了，尝试过了，才能找到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打开事业的成长空间。 走出舒适区，重新充电，刘买利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远赴英国攻读博士学位，去寻找自我提升的空间。 赴英读博，随后在英国一家医药公司所属的研究所从事磁共振研究。这为刘买利以后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大学毕业时，他所在专业的同学最想去的地方，就是药检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药检所的仪器最好。 同样，英国这家专门从事以磁共振手段进行新药测试、针对新药及前期研发做基础研究和测试工作的研究所，无论研究方向还是科研条件，对刘买利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他融入其中的过程，内心的感触超乎想象——3000名工作人员的研发部门，研发投入强度超过30%。 这种水平的投入，即使在当下也不容小觑。而这种体量的研发机构在当地只是中等偏上水平。 除了设备、投入上的差异，对于一个研究“方法学”的人，刘买利对国外“做学问的另一套方式”更有感触。 “在这里，导师主要负责‘画个圈’提出问题，其他更多的是需要学生发挥主动性，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刘买利的博士生导师伦敦大学教授J.K.Nicholson和J.C. Lindon的理论基础十分扎实。 一次，刘买利有了一个新发现，兴奋地告诉了Lindon。 结果第二天导师拿来一本期刊告诉他，这项成果别人刚刚发表了。 “没有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你能想到的问题别人也可能想到了。”Lindon这样告诉刘买利。 这次经历让刘买利记忆深刻，也让他更加重视工作的创新性和工作效率。 他知道，“虽没能发出原创性成果，至少能自主发现问题”，仍是有所收获。 在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后，刘买利渐入佳境，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读博期间，他先后发表了6篇高质量的论文，仅用三年时间，就顺利拿到博士学位。 在考虑以后去哪里时，刘买利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武汉的信。
“总要有人来做，把该补的课补上” 那个年代，学成是否归国，有着许多选择。 当时，刘买利主动联系了国内几家科研院所。不久，他收到了核磁共振波谱学专家、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物数所）所长叶朝辉的回信。 信的内容很简单：你的文章我早已关注了，非常欢迎你来我们研究所工作。 “能被国内的顶尖专家关注，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这对于当时在国外搞研究的青年科研人员来说，更多了一层亲切感。”时隔多年，刘买利对这封信仍记忆犹新。 与许多研究领域的泾渭分明不同，磁共振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交叉学科。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磁共振领域共产生过5次诺贝尔奖。 前两次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随后两次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最近的一次，则摘下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在国际范围内，磁共振的研究历程可谓悠久。 作为一项既基础又应用广泛的学科，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仍处在艰难跟跑的状态。 在国外的几年中，刘买利深刻感受到这种差距。 “总要有人来做，把该补的课补上。”谈及回国发展的原因，刘买利给出的答案很简单。 当年出国学习就已是副教授，回国后的刘买利为什么能坦然以“博士后”的身份开始工作呢？他认为，决定回国，最快、最简单的方式是进站从事博士后研究，但也意味着舍弃一些待遇。 刘买利在回国前还提出了一个要求，不是个人的什么待遇、福利等要求，而是要满足研究条件。 磁共振的研究非常依赖高端的科学仪器。出国前，刘买利曾到物数所接受核磁共振培训。 在这里，核磁共振学科有着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条件和基础均处于国内领先。 “叶先生很早就看到了核磁共振学科的交叉发展趋势，在中科院的体系中，也较早做了布局。我们只要能出一份力，肯定是责无旁贷。”他说。 “在最适合成长的地方，有热爱和兴趣作驱力，把事情做好比什么都重要。”在英国完成博士毕业论文答辩的第三天，刘买利就动身回国，以博士后的身份进入物数所工作，成为物数所里为数不多的有化学背景的研究人员。 “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而是做自己内心笃定的、喜欢的事。要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清楚自己的位置、方向、可能性。”刘买利回国时，正是磁共振研究由物理向化学延伸的阶段。 面向前沿的研究，不仅要有超人的智力，更需要有足够的定力，才有可能取得突破。 在合作导师叶朝辉的指导下，刘买利全身心投入到课题中，围绕生物核磁共振分析的基础性问题，展开研究。 “相比其他分析检测方法，磁共振在方法学上具有更多的操控空间。”刘买利介绍，“但新的检测方法需要以扎实的理论功底为基础，经过大量运算和实验才能建立。” 经过几年潜心研究，刘买利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提出了“分离谱峰，不分离样品”的新策略，赋予了磁共振分离的新功能，为解决生物磁共振的基础性问题建立了普适性的“经典方法”，其中一些方法被各大主流谱仪厂商认可，并作为内置标准方法。 在这条你追我赶的国际赛道上，中国研究人员占据了领先的位置。
“既会劳动，又能忍受收获前的考验”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磁共振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应用进入了爆发期。但与许多学科相比，磁共振仍是一个“显示度不高”的专业。作为基础性研究，难以被“高引”或是得“大奖”，需要沉下心来“坐冷板凳”。 如何看待“坐冷板凳”，刘买利深有体会。作为1978级的大学生，他身上有着许多那个时代的印记：比如，少时的物质困乏，让他养成了节俭的习惯。 比如，上大学前，刘买利曾有过一段跟着几个中学老师一起在乡下农场劳动的经历。 劳动之余，他抓紧时间学习数理化，不懂就向几位老师请教，结果顺利考上大学。 面对“坐冷板凳”，刘买利选择主动作为，并且庆幸于在成长中得到过许多老师的帮助。自己成为导师后，刘买利也希望成为一个燃灯者、一个好的引路人。 “身处不同的时代，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也各有不同。但科研这条路，无论什么时代，找到‘真心喜欢的领域’才能走下去。”他常对学生讲，“热闹只是一时，只有乐在其中，才能走得长远。”对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而言，乐在其中，是把冷板凳坐热的重要前提。作为一名导师，刘买利也会通过一些“仪式感”激励学生，从中找到乐趣与信心。 平日里，学生眼中的刘买利是“不看讲稿，就能在黑板上写满推演过程的最强大脑”，也是“拿个馒头蘸着酱，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的隔壁大叔”。 在英国读博时，研究所每天都会有茶歇时间，让大家放下手里的工作，喝杯咖啡相互交流。这样的习惯，刘买利一直延续到国内，在科研之余，让大家有个放松时刻，不要“绷太紧”。 而每当学生做出了成果，刘买利还会包饺子、开好酒，为他们庆祝。 面对学术，刘买利更是严谨的。刘买利的博士生之一、精密测量院研究员周欣对读博期间的一个细节印象深刻：“当时，刘老师拿出他在英国读博时的笔记让我们参考，几本厚厚的手写笔记，每一页都工工整整，许多公式的推演也非常细致。” 其时，生物医学领域的磁共振研究是大势所趋。 当时已担任物数所所长的刘买利，也像当年自己的导师一样，敏锐把握着学科的前沿走向，并由化学转向生物医学布局。 另一方面，由于磁共振研究依赖仪器，如何实现自主化，是国内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刘买利的指导下，周欣围绕相关领域展开了研究。 由于进口仪器价格昂贵，维修起来费时费力，在刘买利的支持下，周欣在读博期间，得以“独占”一台小功率谱仪，在上面“拆了修，修了拆”。 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周欣笑称自己大部分时间在修仪器。这一独特的经历，作为一个章节写进了周欣的博士论文，也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2020年，在坚持了十年“冷板凳”后，周欣带领团队研制出了世界首台（套）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装备，为肺病患者早期诊断和治疗作出重要贡献，并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作用。 “冷板凳的现实不能改变，至少要让坚持的人有信心。”刘买利说，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解决研究条件问题，帮学生找到舒适的研究状态，才能人尽其才地做好研究。 在刘买利的努力下，一些青年科研人员归国加入物数所，形成了现在蓬勃发展的人才队伍。 从物理到化学，再到生命科学，中国的磁共振研究，在武汉的这家研究所里，不断产生着原创性突破和全球影响。 刘买利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工作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2008年，他获得了由中国科学院大学教育基金会颁发的朱李月华奖教金。 如今，已经成为博导的周欣也常常对学生说，要将个人兴趣和重大科学问题及国家需求相结合，找到自己的舒适区。就像当年刘买利对他讲的那样。 “既会劳动，又能忍受收获前的考验。”1982年，当刘买利在本科毕业的纪念册上写下这句话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成为他日后工作最真实的写照。
《中国科学报》 (2022-08-04 第4版 人物 原标题为《核磁幽微知冷热 沧海潮头自擎旗》)
编辑 | 赵路
排版 | 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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