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老科学家精神 | 科学家故事 | 感念叶先生“点亮人生”——敬贺叶朝辉先生八十华诞

　　1965年，叶朝辉先生从北京大学毕业。自此之后，叶先生已为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的发展栉风沐雨近六十年，使得磁共振波谱和原子分子物理学科的发展．从筚路蓝缕到薪火相传。何其幸运，在学术和人生道路上我遇到了叶先生，他如明灯引路般教诲我做负责任的科研，是指引我学术道路方向的那座“北斗”。叶先生既是开拓创新、治学严谨的科学家，又是大谋大志、胸怀大略的战略家。 

　　第一次上磁共振课程，叶先生亲自授课。1999年，我进入中科院武汉物数所攻读原子分子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叶先生《漫谈核磁共振》的学术报告让我对核磁共振波谱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跨专业选修了磁共振的课程，一步步走近了这门学科。第一次上课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在综合楼（现A楼）二楼中间的教室，叶老师给我们讲固体磁共振的相互作用，在黑板上用工整细致的板书、极其复杂的公式推导着各种相互作用对谱线的贡献，讲解着如何用魔角旋转消除偶极—偶极相互作用，以获得高分辨固体磁共振波谱。诲尔谆谆，听我藐藐，那种水到渠成、深入浅出的讲解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之中。叶先生的课让我十分钦佩老一辈科学家扎实的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学术道路上使我受益匪浅，无形之中感召，实践之中提升。叶先生围绕核磁共振的原子分子原理，逐步揭秘化学、生物、医学等领域的广阔应用。叶先生对同学们说，任何科学技术都具有向前发展的潜能，核磁共振也一样，但在快速发展中还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需要我们一起去将它完善。叶先生的话极大鼓励了原本就读物理专业、又对生物医学很感兴趣的我。硕博连读之际，我转到了磁共振专业，坚定了做磁共振交叉研究的决心。 

　　第一次请求推荐职称，叶先生直言拒绝。2004年，我获得无线电物理（磁共振）的博士学位，并在毕业后留所工作。当时，那几年所人的时候，所里有一项极为特殊的政策：特别优秀的博士研究生留所工作，经院士推荐可以直接申请副高。比我高一届固体磁共振专业的一位博士，和我同届原子分子专业的一位博士，都经叶老师推荐，在博士毕业之后直接聘为副高，后来这两位也都上了国家杰青。我博士毕业有四篇SCI论文、修理过一年的磁共振波谱仪、有一件国家发明专利，是中科院武汉分院的优秀毕业生。那时自认为研究和动手能力还行，于是给叶先生写了一封Email，请求叶院士推荐上副高，但是很快收到叶先生拒绝的回信。叶先生跟我说：“就你的专业发展而言，我不认为现在推荐你上副高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你应该去国外磁共振最前沿的地方去看看、去学学。出国、学习、再创新！”至今我一直记得叶先生这句话，忠言逆耳利于行，安逸环境极可能使我踏上温水煮青蛙的道路。虽然叶先生拒绝了我，但我深知，磨砺自强，鞭麟笞凤的道理，因此非常感激。叶先生以获得2003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的磁共振成像技术为例，剖析了MRI是多学科交叉结合的产物，它以数理原理为基础，以工程技术为支撑，结合信息处理技术，最终实现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创新应用。在叶先生指引下，我相继去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化学系、劳伦斯国家实验室材料系学习和工作。 

　　第一次回国工作成PI，叶先生高瞻远瞩。2009年，在叶先生和刘买利所长的邀请和支持下，我从美国伯克利回国，到武汉物数所工作。回国之前，我和Alex Pines教授畅谈未来的科研工作。Pines对叶先生80年代从伯克利回国后在武汉物数所进行的工作表示高度赞赏，叮嘱我多听叶先生意见。刚回国的我是“光杆司令”，研究所要求达到3个固定人员才能建组。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叶先生主动提出加入我的课题组，让我心中如有定海神针。叶先生让我先独立思考课题组的发展方向，并建议以国家重大需求和科学前沿相结合，找准目标，努力拼搏，有个好开局。思考之后，我确定了首先瞄准肺部功能检测的国家民生重大需求，针对传统肺部磁共振成像“黑洞”的科学难题，开展磁共振成像的新仪器、新技术、新方法研究。我的研究计划得到叶先生高度认可，并且高瞻远瞩地指导我，让我打通基础研究—科学探索—临床应用的全链条研发路径，将物数所的磁共振学科向临床转化迈出关键一步，开启核磁共振领域多学科交叉的创新研究新模式。叶先生的话时刻让我思考着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要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符，要勇攀科学高峰，砥砺前行，不忘初心。 

　　第一次承担重大项目，叶先生鼎力支持。2012年，在叶先生的支持下，34岁的我拿到了当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最大的一类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部委推荐），科研经费4400万元。基金委于2011年首次设立此类专项，当时武汉物数所主要对口物理和化学两个学部，作为刚回国、资历最浅的我不敢和所里资深研究员去争这些学部的推荐指标。了解到我的顾虑之后，叶先生说：“你敢不敢另辟蹊径，从医学部申报？”我当即决定从医学部申请。当时，武汉物数所从未有过任何在基金委医学部申请重大项目的经验然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因为我的心中有信念，坚信叶先生给我的鼓励和支持，我想我只要专注学术，把科学问题和项目实施方案凝练和调研好，就一定会有好结果。说实话，刚回国就申请这么大的项目压力非常大，但是在项目筹备、研讨、开题、中期和结题等等重大节点，叶先生无一缺席，不仅认真听取汇报，还时时深入剖析问题、切中要害，让我及时修正前进的道路。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基金委重大仪器研制项目获批之时，叶先生让我立下军令状：只许成功，不能失败！经过十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我没有辜负叶老师，成功研制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系统”，不仅结题优秀，还是全球首台进入临床的肺部磁共振影像仪器，能够清晰展示3D肺部立体影像，瞬间“点亮”肺部的盲区。武汉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研发的创新设备应用至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同济医院，为打赢疫情防控的阻击战提供了科技支撑。后来，在叶院士和买利院士的大力支持和现场督战下，在磁共振学科PI的通力合作下，我们成功获批“生命波谱与成像”创新研究群体项目，这也是磁共振学科的第二个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不仅是磁共振学科，武汉物数所所有的重大项目和团队都少不了叶先生的悉心指导，哲学的思维和发展的眼光如一盏明灯指引我们积极探索，勇于创新。 

　　第一次走上领导岗位，叶先生谆谆教诲。2015年，我被提拔为武汉物数所副所长，从一名科研人员走到科研和管理双肩挑的领导岗位，一方面感谢组织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感觉责任大、担子重。叶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做科研管理要有牺牲精神，牺牲自己的部分科研时间；做事要有大局观，从有利于研究所发展的角度，而不是站在哪个学科来判断问题；做副职要给正职做好协助，要补位、不越位。基金委数理学部的张守著处长曾对我谈起：“叶老师在武汉物数所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波谱，一个是原分，手心手背都是肉，为了两个‘儿子’，叶老师是操碎了心。”当时我十分感触，不仅因为我硕士攻读原分、博士攻读波谱，更是钦佩于叶老师的战略眼光和站位格局。依托于物数所的波谱与原子分子物理国家实验室1986年成为我国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叶先生是首任实验室的主任；华中科技大学与物数所等四家单位共建的光电国家实验室（筹），叶先生是首任实验室主任；精密测量物理二级学科和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叶先生是发起人之一……叶先生不仅为研究所的各个学科发展，武汉分院的发展，同时也为武汉／湖北地区，更是为了我国相关学科的发展并推动至世界领先水平，发挥了极其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些方面，我一直追随，叶先生科研战略和管理的精髓就是我的学习指南。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路走来，叶先生的研究精神不断激励着我的成长和进步。一直记得叶先生的话：成功则低调谨慎，失败要愈挫愈奋。我发自肺腑地感恩叶先生“点亮”我的人生，才使得我们团队“点亮”肺部。师恩难忘，受益终生！在此，我谨代表我个人及超灵敏磁共振组全体师生向叶先生八十华诞及在磁共振领域深耕五十载，弦歌不辍，表示最真诚和真挚的祝福，一代代学生会将叶先生的精神薪火相传，铭记初心，为科学事业的发展而奋斗。愿叶先生龙马精神，日月同辉，泰山不老年年茂，福海无穷岁岁坚！